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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磊:“知恩报恩”的典范

时间:2017-02-28    来源:赵朴初研究会 


赵朴初在三亚


赵朴初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
 

  

    走进中国佛学院,迎面就可看到一块醒目的校训牌,上镌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题词:“知恩报恩”。

 

    佛云:“是故诸比丘,当如是学:知恩报恩。其有小恩尚报,终不忘失,况复大恩。(《杂阿含经》卷四七)”“世间之恩,有其四种: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二)”

 

    赵朴初不只一次、也不只在一个场合,反复强调佛教徒要“知恩报恩”:“最重要的,要问自己,学习、工作是为什么?这是关系到立志问题,关系到有什么理想的问题?你学习和工作是为自己的名闻利养?还是为了报众生恩、报国家恩、报三宝恩、报父母恩?最近有一位日本朋友让我写“知恩报恩”四个字,我认为他的请求很好。(《在中国佛学院86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对于“知恩报恩”,赵朴初这样阐释说:“佛教讲上报四重恩。一报父母师长恩,他们对我们有养育、教育之恩;二报众生恩;我们的生活,依靠大众多种多样的劳动,我们应以同等的劳动报答他们;三报国家恩,我们居住在国土上,享受公民一切权利,应该奉公守法。以庄严国土(美化)、利乐有情(利人)来报恩;四报三宝恩,佛教导我们诸恶莫做(有害大众的事莫做),众善奉行(有利大众的事多做),自净其意(息灭贪嗔痴烦恼),饶益有情(行菩萨道修六度)。(《在栖霞寺佛学院对学僧的讲话》)”赵朴初以为,在四恩中,以众生恩为主,报众生恩,其他三恩也报在其中了。1990年,赵朴初在福建甫田广化寺,吟诗抒情:“粒米当思大众恩。”1990年,赵朴初病危经抢救脱险,心中想到的,只是“众生恩不尽,世世报无穷”。

 

    赵朴初自己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是值得佛教徒学习的“知恩报恩”的典范。

 

    一、早年非凡的人生际遇,逐渐培养了赵朴初“知恩报恩”的人生追求。

 

    1、“知恩报恩”,是太湖赵氏家族世代相传的良好家风。

 

    赵朴初这种“知恩报恩”的思想,其源头可追溯到赵家先祖身上。其太高祖赵文楷是清嘉庆元年(1796)的状元,曾奉使出使琉球,是一代廉宦,“廉洁之声,着于海外(《清史稿》)。”未中状元前,他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关心民生疾苦,他曾有诗“盛时谁是贾生才”,以贾谊自比,渴望造福于民。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他,经常想到退隐山中,参禅习静,但他同时又想到“欲行耻无具,欲隐恋君恩(《独秀草堂五首》)”,对于君恩、民恩未报,始终在心头无法放下。赵文楷妾王夫人更是感受四重恩深,在家中设置报恩堂,把“知恩报恩”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于子孙后代受益无穷。

 

    太湖赵家人才辈出,“四代翰林”为海内外少有,他们活跃在社会各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清廉,正直,慈善,勤学,重道德,忧天下,成为赵家的良好家风。尤其是佛家的慈悲济世精神,在后辈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堪称一慈善世家。略举几例:赵朴初的高祖赵畇在广东做官,拿出自己的俸钱,建有安徽义庄。赵朴初的曾祖赵曾裕热心参与地方救灾事情,活人无数。赵朴初的叔父赵纶士在母亲去世后,把人家吊唁的钱捐了出来,建设安庆六邑联中,于抗战中培养大量人才。作为一代宗师的赵朴初,是继承和发扬赵家家风的大成者。先辈们的言行和思想,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2、父母、亲人及环境的影响,使“知恩报恩”思想从小就深入了赵朴初的心灵。

 

    赵朴初1907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1911年回祖居地太湖县生活,1920年离开太湖到上海求学。在乱世之中,赵朴初亲眼目睹了在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下中华民族备受欺凌,在封建地主残酷剥削下广大农民蒙受苦难,从而立下了救国救民的抱负。

 

    赵朴初的母亲陈仲瑄文化素养很高,也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家中设有佛堂,每天都要焚香礼佛。周围许多贫民,经常得到陈仲瑄的接济。赵朴初生活的太湖县,佛教文化极其浓厚,高僧辈出,庙宇众多,母亲经常带着赵朴初去附近的一些庙宇进香。赵家还有一个家庙,名德修静室,赵朴初的一个伯母在家庙修行。在母亲等人的教导下,赵朴初很小就懂得许多佛学知识,开始在践行着佛陀“众善奉行”、“自利利他”的教导。

 

    陈仲瑄有位挚友,也是亲戚,名叫关静之,也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关静之建议陈仲瑄将赵朴初送到上海求学,让他走向更广阔的社会。陈仲瑄接受了这一建议,临别,她告诫赵朴初到上海要刻苦学习,成为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人。后来,赵朴初投身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自由的爱国运动,很多经费都赖于母亲的提供。陈仲瑄对儿子的行动,一直给予着无私的支持。

 

    3、大上海先进文化的滋养和时代的选择,使“知恩报恩”成为赵朴初终身信守的人生准则。

 

    因为身体有病,赵朴初不得不结束在东吴大学的学业,回到上海关家养病。关静之的弟弟关絅之是个很有民族气节的人,曾在上海租界担任法官,顶住帝国主义的压力,公正审理了闻名上海滩的“黎黄氏案”和“五卅惨案”,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关絅之后来皈依佛法,专修净土,与沈心师等人发起成立上海佛教居士林,举家迁居觉园。觉园,也成了赵朴初的“佛教大学”。赵朴初供职于江浙佛教联合会、中国佛教会,结识到太虚、印顺、虚云、圆瑛、能海、九世班禅等大师,并与许多人长期共事。这些高僧大德的谆谆教诲以及自身的精进熏修,把赵朴初带入了佛门里更加高深的殿堂。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渐加重。在抗日救亡浪潮影响下,赵朴初读到一些进步书籍,思想上也有了些改变,开始关注国家大事。圆瑛大师“出世犹垂忧国泪”、弘一大师“念佛不忘救国”的举张以及鲁迅、马相伯、吴耀宗、沈钧儒等人的献身真理、献身国家、献身人民的言行,都给了赵朴初极大的影响,成为赵朴初效仿的楷模。在大上海这块先进文化的沃土,青年赵朴初已经成长为一名善良、正直的优秀知识分子,“知恩报恩”的思想在他心中扎下根来,化作了他的自觉行动。

 

    4、赵朴初继承、发扬并大力践行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进而要求广大佛教徒具备“知恩报恩”的愿力。

 

    学佛先从做人起,是太虚法师人间佛教的口号之一。而做人就是要报父母恩,报众生恩,报国家恩,做到这三点,而没有了解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仍只不过是空泛、平庸地做人,还须报三宝恩,依佛法行之不懈,则人生永远是上进的,最终脱离生死苦海。

 

    1981年,赵朴初撰写《佛教常识答问》一书,揭开了新时期人间佛教弘扬倡导的序幕。1983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上,赵朴初明确提出,当今时代要提倡人间佛教,发扬佛教三个优良传统。人间佛教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佛教徒只有发“知恩报恩”、“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大心,种下无止善因,才能获得崇高的善果,如果一心只为个人名闻利养,不仅不会取得成就,甚至可能还会招致不好的果。

 

    二、赵朴初一生矢志追求“知恩报恩”,成就了他光辉灿烂的人生。

 

    1、赵朴初不愧为一个报父母恩的大孝子。

 

    佛云:“凡天地人神,不如孝其亲,孝亲最神也。(《四十二章经》)”赵朴初从小敬重父母,听父母的话,深得父母的喜爱。在上海求学期间,经常写信给父母,请安和报平安。母子感情极其深厚,赵朴初皈依佛教后,坚持茹素,母亲担心他营养不良,劝他食些牛奶鸡蛋,赵朴初不肯,母亲痛苦流涕,赵朴初才答应。母亲曾送给赵朴初一件狐裘大衣,让他冬天御寒,他食素,更不忍穿动物皮毛,但他一直保留着,见物犹见母。在上海期间,赵朴初依母亲的义姊关静之若母,只要回到觉园的家,他每天都要去向关静之请安,后来将她从上海带到北京,为她养老送终。

 

    自古忠孝难两全。1947年底,“土地改革”在赵朴初家乡太湖县进行,当时他正在上海为党、为国家而努力工作,由于少数人的过“左”,他家乡的亲人受到打击,母亲不幸去世,成为赵朴初终生心灵之痛。后来,母亲的骨灰供放安庆迎江寺,于文革中也不知去向,更加成为赵朴初痛中之痛。他一生怀着无比愧疚的心情,深深地怀念着母亲,无数次在梦中与母亲相会。后来,他在家乡设立“拜石奖学金”,拜石是母亲的别号,以这种方式来纪念母亲。他将母亲的遗着《冰玉影传奇》影印若干册,分赠亲友,并亲书序言,表述了一个儿子“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痛。

 

    赵朴初一直独自默默地承受着心灵中关于母亲的那份巨痛,但从来不向人说起,也不曾责怨于人。1990年,赵朴初回到阔别64年的家乡太湖县,面对故居淹于花亭湖下“水深千尺”,想起亲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让自己“不教往事惹思量(《自度曲·书赠太湖县人民政府》)”,想到的是“问还余几多光热,报我乡邦?”这是何等慈祥而宽厚的情怀呀!赵朴初似乎没有尽到对父母的孝,但他去尽的是对国家、对人民、对佛陀的孝,这是人间大孝,是一个伟大的孝子。

 

    2、赵朴初不愧为一个报众生恩的大公仆。

 

    赵朴初有个书斋,他自名“无尽意斋”,“无尽意”即报众生的恩未有穷尽。赵朴初用这三个字时时提醒自己,勉励自己,作为努力的目标。

 

    抗战期间,赵朴初在上海从事难民救济工作,救活了无数人的性命,帮助许多人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后来,他又协助关絅之办教养院和少年村,使数千流浪儿得到生存之地,并受到教育,成为社会有用之材。在搞救济工作中,经赵朴初手中的钱财物可谓不计其数,他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扬。

 

    赵朴初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工作,他号召全国佛教徒积极投身社会各项事业,特别是救苦救难,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每次国内外发生重大灾害,他带领佛教徒积极响应,开展募捐活动。他个人的捐献活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统计,八、九十年代,他共为社会捐助人民币240多万元,而自家过着的却是别人难以想像的简单生活。有人曾告诉赵朴初夫妇:“您年纪这么大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因为捐款而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啊!”赵朴初笑笑说:“不要紧,我给社会捐点钱,其中一部分是国外发给我的奖金和稿费,另外,我的工资花不了,也没有什么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还之于民吧。”

 

    3、赵朴初不愧为一个报国家恩的大爱国者。

 

    谈及赵朴初的爱国行为,他的夫人陈邦织讲过:“在朴老的心中,爱国心和佛教的慈悲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使他成为一个坚定而热情的爱国主义者。”赵朴初为人和蔼,谦恭,毕生发菩萨心,行菩萨道。然而,当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则变成了一个怒目金刚,无所畏惧,勇猛前进。

 

    1937年,当日军的炸弹落在上海街头,赵朴初冒着生命危险,带领成千上万的难民觅地安生。他巧妙安排,大智大勇,把一大批经过培训的难民送往新四军,支持抗战。抗战胜利后,他痛恨国民党反动独裁的黑暗统治,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解救民众的爱国运动。建国后,他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积极与邻国开展民间外交,把和平的种子撒遍世界。在印度的一次会议上,面对有人公开反华,他挺身而出,予以驳斥,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他坚决反对境外势力试图将西藏分裂出去的罪恶图谋,拥护中央关于藏传佛教的工作。他积极组织开展对两岸四地的佛教联谊工作,同破坏祖国统一事业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香港回归的日子,他每天抄录林则徐词以表庆贺,并在后来以高龄赴港参加佛事活动,以实际行动促进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在他生命垂危之时,还念及台湾的老友故旧,心系祖国统一。

 

    4、赵朴初不愧为一个报三宝恩的大护法。

 

    赵朴初年轻时皈依三宝,虔诚向佛,即使在工作极度繁忙的日子,也坚持诵经礼佛。他终生食素,严格守居士戒,奉居士行。他深入钻研佛学,佛学造诣深厚。

 

    作为新中国的佛教领袖,赵朴初93岁的一生,也是中国近现代佛教的一段断代史。他肩荷如来家业,竭心尽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丰功伟绩。他高举起“人间佛教”的旗帜,使佛教首次得以把自身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己任,解决了佛教与历史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问题,他赋予了佛教建设祖国、促进和平的崭新内容,使佛教成了利国利民的宗教,成了新时代和平使者的化身。在赵朴初的正确领导下,特别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佛教事业从废墟中走向全面恢复,并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突出表现在佛教理论有了新的建树,佛教自身建设得到加强,佛教教育取得辉煌成果,佛教国际交流空前活跃等。

 

    方立天赞美赵朴初是“一代觉者,百世师范”,是不为过的。觉者辞世,师范长存。不仅是佛教徒,包括每一个人,也当努力学习赵朴初“知恩报恩”,不断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追求更加高尚的人生境界,为建设和谐社会,为建设繁荣富强的中国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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