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云：从赵朴初、梅达君的交谊说起

时间:2023-12-28    来源:民进中央研究室 

在民进先贤中，赵朴初先生（1907.11—2000.5）与梅达君先生（1908.9——1993.12）交往时间最久。赵朴初与梅达君相识于学生时代，1923—1927年两人在苏州高中、大学同学四年；1936年之后两人同在上海工作，且多有交集，后文中将详表；1939年10月梅达君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同年底梅受党的委派成为了郎溪县县长至1942年6月才重返上海，其间，赵朴初一直在上海，但两人友情没有变淡。如1940年赵朴初就陪着梅达君赴浦东高行镇与张阿六的“忠义救国军”斡旋，劝其一致对外、团结抗日，不要与其他游击队发生摩擦——当时梅达君缺少与张阿六的疏通渠道，就请赵朴初帮忙。赵朴初通过在浦东高行镇（属张阿六的地盘）开厂的朋友帮忙，约定了与张阿六会面的时间与地点。那年过完春节，赵朴初、梅达君在高行镇住了三夜，经过劝说，张阿六不仅改善了与“边抗四大”的关系，后来还把其控制的海边五号沟码头提供给新四军“51号兵站”使用。1941年11月，张阿六部又成功炸掉了日军大场机场，因而得到江苏省政府传令嘉奖，抗战胜利后当上了川沙县县长。

实际上上世纪40年代，两位先贤的交往更为深入。梅达君两个儿子的名字，都是赵朴初取的。长子取名“均”，次子取名“平”。“均”，按赵朴初的说法，有平均之意，革命之心，也正合梅达君之愿。梅均生于1940年，当时贫富差距太大，两极分化严重，赵朴初认为应该均贫富，便取名“均”。梅均也没有辜负赵朴初的希望，名实相符，退休前任上海市旅游局副局长，退休后又在上海规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任职，为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缩小贫富差距作出了不懈努力。1943年，梅达君第二个儿子出生，也请赵朴初取名。那时中国正处于外有民族压迫、内有阶级压迫的年代。赵朴初为友人的孩子取名“平”，希望梅平的出世能带来民族平等、人人平等。梅平牢记赵朴初的教导，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名副其实，后来出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为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交往作出了贡献。

1945年12月30日，赵朴初、梅达君和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雷洁琼、柯灵、冯少山、谢任冰等人共同创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次年2月3日，民进第三次会员大会召开，会议决定在理事会下设一处三部（秘书处、研究部、联络部和出版部）及若干委员会，赵朴初与严景耀、冯少山、梅达君、徐伯昕、曹鸿翥等人共同参与经济委员会。2月8日，民进理事会决定：以本会“促进民主政治之实践”的宗旨为方针，开办人文科学补习学校，由陈巳生、赵朴初、严景耀三人负责。2月，为训练培养民主运动干部人才，林汉达等发起成立的民本中学，在上海迈尔西爱路（现茂名南路）正式开学上课。赵朴初、梅达君都是校董会成员。3月17日，在民进第四次会员大会上，梅达君增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3月22日，改选后的理事会调整下设机构，梅达君担任联络处长。5月5日，由中国民主促进会牵头，联合上海52个人民团体（实际到会47个团体）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实现了各界爱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29位理事中，有马叙伦、王绍鏊、陈巳生、林汉达、梅达君、徐伯昕、许广平、周建人、冯少山、葛志成等10位民进会员。梅达君在成立大会上代表筹备委员会向200多位代表报告筹备经过。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了十万多人参加的反内战大会，并欢送以马叙伦为首的和平请愿代表团，集会后游行。当时游行队伍的开道车就是陈巳生、赵朴初派遣的安通运输公司、华通运输公司的汽车。其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

此后，赵朴初历任民进上海市分会第一、二届副主任理事，第三届主任理事；民进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第四、五届中央常委，第六、七、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一至三届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席，第九、十届民进中央名誉主席，而梅达君是第三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四、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因此，两人一直交情甚笃。据说，每次梅达君赴京，赵朴初不论多忙，都要在家中为他接风。

我转述一段梅达君长子梅均在《我的父亲母亲》中的文字吧，这段文字生动描绘了赵朴初、梅达君共迎上海解放的情形：“最难忘的是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的那一天，那时，我九岁，在上海一师附小读三年级。记得那天一清早，父亲兴致勃勃地带我们4个孩子到弄堂口（富民路裕华新村），马路上一片宁静，没有车辆行走，只看到一些士兵睡在马路边上，爸爸告诉我们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我们也只是听进去了、记住了。随后，爸爸回到家里，与已到访的赵朴初伯伯一起商量着什么，一会，赵伯伯在一张信笺上写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几个字，然后，我父亲将它贴在轿车前的挡风玻璃上，驾车离开了。没多久，爸爸回家了，让我们吃惊的是爸爸身着一身解放军军服，手臂上还挂着‘军管会’字样的红色臂章。爸爸说，他们是去找解放军驻沪领导机关的。”

1949年9月，赵朴初、梅达君分别以宗教界、民进代表身份光荣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下午，两人同登天安门城楼，共观开国大典盛况。一张照片定格了这段珍贵的历史。

1973年，梅均的两个子女又盼望朴老为其起名。大概是世道已经大变的缘故，朴老为梅老的孙子一个取名“怡”，一个取名“欣”。朴老致信梅老，云：“我与君交正五十载，再造山河，几经桑海，昔名君子，今名君孙。名以期实，曰怡曰欣。欣欣向荣，怡怡自得。”

1993年5月，赵朴初因公莅沪——原来应赵朴老邀请，日本山田惠谛长老和日本立正佼成会创始人庭野日敬、日本新兴宗教团体联合会理事长田泽康三郎率领近300人的大型佛教访华团访问上海。梅达君、吴企尧参与了朴老几次活动，还联名撰写了通讯《慈雲法雨润春申——赵朴初五月在沪活动小记》，介绍了朴老主持的两大盛事：21日，举行盛大寿宴为日本三位寿星祝寿：为山田惠谛长老祝贺“白寿”（99岁），为庭野日敬先生祝贺“米寿”（88岁），为田泽康三郎先生祝贺“伞寿”（80岁）。26日，为上海居士林开示。这篇文章9月发表在《民主》杂志上，而这年的12月13日，梅达君逝世。

从以上简述可以看出，赵朴初、梅达君两位先生莫逆相交70载，可谓是“同学同仁，谊挚情深”！但我最初给本文拟的副标题为什么名之为“赵朴初、梅达君先生关系考”呢？

这是因为不少报纸杂志上有“赵朴初与中国共产党的因缘是从同学梅达君开始的”之说，《赵朴初全集》的主编谢华先生的多篇文章都有如斯表述。如2021年3月8日团结报文史e家微信公众号发表的《民进先贤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大众出版社背后的故事》中说：“他（指赵朴初）与中国共产党的因缘是从同学梅达君开始的。梅达君，安徽宣城人，在学校读书期间，就与中国共产党有所接触，他经常向赵朴初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还给赵朴初看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2021年第6期《法音》上的《赵朴初与“孤岛”中的红色出版社》也有相似的文字：“在学校期间，他（指梅达君）就与中国共产党有所接触，经常向同学赵朴初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还给赵朴初看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宣传民主政治思想与共产党救国救民的政治主张。1930年秋，梅达君大学毕业后，一度担任苏州女子职业中学教员。不久，他来到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党的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做上层统战工作，团结广大金融界爱国人士，并以上海慈愿难民收容所主任、上海工商职员贷金处主任、东方联合营业公司副经理身份为掩护，进行党的地下工作，也为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解决经济困难。赵朴初也在上海佛教会担任秘书，他们时有往来。‘九一八’事变后，赵朴初在和梅达君接触中，理解到民族危机的关键，积极投身抗日救亡。”2021年第5期《纵横》所载的《赵朴初与夏衍的交往》也如斯说：“1936年，赵朴初因与同学梅达君（共产党员）相交甚深，受到启发，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工农红军有了认识。”其他同志也有类似文字，如2020年11月5日安徽政协网站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赵朴初——赵朴初逝世二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侧记》说：“赵朴初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清晰的了解是从同学梅达君、孙起孟那里开始的。梅达君，安徽宣城人。他俩一起在东吴大学附中、东吴大学上学。梅达君思想进步，经常向赵朴初讲党的故事，一起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等，从陈独秀、瞿秋白等共产党人进步文章中，共产党的进步思想在他们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赵朴初也似乎看见了新民主主义的曙光。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赵朴初作为一名思想进步的青年，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参与了佛教界不少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大学毕业后的梅达君，也来到了上海，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通过梅达君，赵朴初对共产党抗日救亡、爱民如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与民心相悖的做法深恶痛绝。 ”

但我以为赵朴初和中共结缘与梅达君关系不大。

两人于1923年秋在东吴大学附中（高中）成为同学，其后于1926年一同考入东吴大学。1927年赵朴初因病肄业，梅达君则继续学习。但梅达君“在学校读书期间，就与中国共产党有所接触，他经常向赵朴初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还给赵朴初看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说法可能不准确。和两位先生都共过事的邓伟志先生曾在《永远的微笑——纪念梅达君诞辰一百周年》（《民主》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写道：“几十年后，他还对后人说：‘我们年轻时找共产党找得好苦哇！’……他到大学毕业时，还没找到共产党。”而赵朴初因为年稍长于梅达君，且受到关絅之（关为赵朴初的表舅，是清末举人、上海著名爱国人士、同盟会会员，以公正不阿著称，曾以同知身份做上海道尹袁树勋的幕僚。二次革命失败后，关絅之接到上海镇守史郑汝成逮捕孙中山的密令，作为同盟会会员，他悄悄地让公廨秘书杨润之通知孙中山转移，并故意拖延发捕票的时间。孙中山脱险后，曾亲笔题写书扇感谢他。1920年之后，赵朴初常住在关家，关更是中国现代佛教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对赵朴初人生之路影响极深）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学校中表现更为进步。如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不到18岁的赵朴初就作为东吴大学附中的代表，出席苏州学联召集的紧急会议，听取了上海学联关于五卅惨案的报告。6月3日，赵朴初在“东吴附中执委会”会议上说：“我提议大家吃素以代尝胆，倘若一中全体学生茹素两星期，即可募集一些伙食费救济工人，尽管杯水车薪，或可在全国带动其他地方募捐，总计起来，就不是小数目。”赵朴初的话得到与会委员的一致赞同。当天，执委会即募集到一千余元，并即汇部分给上海总商会。据悉这是上海总商会收到的全国第一笔捐款。到6月20日，苏州学联共募得17300余元，有力地支持了上海的“三罢”斗争。我复述这段历史是想阐述：学生时代，两位先贤或许因为家世相当、年龄相仿且又是安徽同乡而交往甚多，我还看到过赵朴初“因曾参加‘五卅’游行一事，受追查，到同学梅达君家避住”的记载。但“年少时期，赵朴初就是从梅达君那里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事迹，而选择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之类的说法可能不符合事实。

1927年之后至少有八、九年时间，两人没有生活在同一城市，联系当不是很紧密：赵朴初中止学业后，先在上海净业社担任秘书、社长，四明银行行长，后在中国佛教会、上海佛教会任职，1935年经圆瑛法师介绍，赵朴初皈依佛门，正式成为在家居士。1936年，赵朴初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任总干事。11月，与王一亭等发起举行丙子息灾护国法会，任常务理事。而梅达君1930年大学毕业后，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苏州女子职业中学教员。1932年其父亲的好友、时任国民党政府安徽省主席吴忠信对梅很欣赏，把他带到安徽当秘书。1935年4月，吴忠信被任命为贵州省政府主席，梅达君随任秘书，之后又担任了贵定县县长。后辞职来到上海。梅辞职的时间不详，当在1936年左右吧。（邓伟志先生在《永远的微笑——纪念梅达君诞辰一百周年》一文中云：“他父亲的朋友、贵州省主席吴忠信，看他学习成绩好，把他带到贵州当省主席秘书。后来吴忠信到安徽当省主席，又把梅带到安徽当省主席秘书。”其所述的吴、梅任职顺序有误，吴是先在安徽当省主席后到贵州；民进网于2021年10月13日刊载的《梅达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光辉人生》所谓：“1933年5月，吴忠信被任命为贵州省政府主席，梅达君随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秘书，之后又担任了贵定县县长。1934年梅达君辞职。”其所述吴、梅的任职时间有误。据考证<参见刘慕燕在1990年第3期《民国档案》发表的《吴忠信传略》、宋霖在2000年第1期《江淮文史》发表的《吴忠信传略》和杨建忠在2021年《贵州文史》丛刊上发表的《吴忠信主黔时期教育的国家化改造》>，1933年5月，吴忠信等“奉令于本月三十日交卸安徽省职务”之后，吴忠信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辕总参议。1935年4月，蒋介石乘追击红军之机，派嫡系军队搞垮了军阀王家烈。为了减少新桂系的抵触，加强国民党中央对贵州在政治、军事上的控制，特派与李宗仁、白崇禧有交情的吴忠信担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吴上任以后，在贵州施行新政，开始整饬吏治、发展交通和教育等工作。在整饬吏治上，大力推行县长制。1936年8月，吴忠信调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主持边政。）梅老在1990年撰写的《回忆民进创建时期的往事》（《民主》1990年第12期）中说：“我从‘七·七’抗战前后，就以中共地下党员身份在上海从事统战工作，公开身份是东方联合营业公司经理”，说得很宽泛，没有确定其在上海活动的具体时间，但2021年5月8日《宣城历史文化研究》网站上发表的《梅达君：参加开国大典的宣城人（上）》（作者：汪立军、孙丽丽）中将其具体化了：梅达君从贵定“辞职，与人合译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进步著作。他与赵朴初、陈明、朱启銮、方行等合办大众出版社，秘密出版革命书籍。如《民族统一战线教程》（丰凯著）、《游击战争》（朱德著）以及马列的《论政党》等。其中《毛泽东论文集》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出版的毛泽东著作。1938年9月，他在上海参加难民救济工作，任上海慈愿难民收容所所长，并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9年10月1日，梅达君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党的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做上层统战工作，团结广大金融界爱国人士，组织‘上海工商职员贷金处’，为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解决经济困难。……1945年，梅达君在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同志负责的党的地下企业‘东方联合营业公司’任总经理。”从以上文字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谓“‘九一八’事变后，赵朴初在和梅达君接触中，理解到民族危机的关键，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之类的说法不甚准确。

那赵朴初、梅达君等是什么时候合办大众出版社的呢？在1992年1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出版词典》中，“大众出版社”词条云：“大众出版社，1938年秋成立于上海。赵朴初、陈明、朱启銮、梅达君、方行等合办。秘密出版革命书籍，如《民族统一战线教程》（丰凯著）、《游击战争》（朱德著），以及马、恩、列、斯《论政党》等。因遭租界当局侦察搜寻而于1939年4、5月间停业。”但广东阳江市藏书爱好者梁卓中和毛泽东研究专家、红色收藏家张其武等人却拥有大众出版社于1937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论文集》，上海图书馆也于2011年发现馆内藏有该本（据悉，这本论文集目前已找到5本）。该书为32开的平装本，共159页（正文157页、书前有2页“毛泽东小传”）。其封面右边印有毛泽东木刻头像，左边竖排红色书名。版权页印有“毛泽东论文集；民国廿六年十二月初版；著作者毛泽东；发行者上海四马路大众出版社；分售处全国各大书局；实价国币三角五分”等内容。此书收录了毛泽东1936年至1937年发表的关于抗日救国的主张、立场、观点的文章、报告、谈话和书信共12篇6万多字，是一本抗日救国专集的“毛选”。书中的文章，绝大多数被选编进以后的毛泽东选集、文集、言论集、选编、文稿和文选中。

那1992年1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出版词典》为什么说大众出版社成立于1938年秋呢？这种说法可能源自于朴老的回忆。1975年11月，赵朴初由京到沪，看望方行，他们彼此已十年不见，有如隔世重逢，不胜欷歔，谈及旧事，方行便取出幸存两册当年大众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文化大革命”期间，方行处屡经抄家，大众出版社及其化名所出版的书籍仅余两种了。赵朴初“重展斯编”，在《论政党》（《论政党》版权页印有“民国廿七年十一月初版；出版者：大众出版社；经售处：全国各大书局；每册实价四角等内容。《论政党》内含阶级与政党、什么是共产党、党的组织、党的生活、党的巩固、干部、党的领导等七章并附有《共产党党章》”）的末页书跋：“一九三八年秋，陈明、方行、朱启銮、梅达君及余组织大众出版社印行革命书刊，甫逾半载而被迫停顿。顷来沪，方行同志出此书见示距今已三十八年。陈明同志已于一九四二年在苏北抗日战役中牺牲。重展斯编，恍如隔世，爰题数语，以志鸿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朴初”。但结合实物，综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于2017年11月24日发表的《中共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续）》（作者：黄江军）所说：“《毛泽东论文集》（上海大众出版社）于1937年12月出版，被查禁于1938年3月”（参见张克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目录（1938.3—1945.8）》），朴老所书的“一九三八年秋”当为手误。抑或1937年大众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论文集》时赵朴初并未参与，此为1938年秋重起炉灶的大众出版社？据考证，和赵朴初合办大众出版社时陈明、朱启銮已经是中共老党员了，而梅达君、方行还没有入党。

从前述文字中我们可以确定的是：1938年之后赵朴初、梅达君交集颇多。那赵朴初是如何与中共结缘的呢？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之后，上海郊区的宝山、吴淞、罗店、大场、江湾、浦东的农民，市区闸北、杨树浦、北四川路一带的工人和市民为躲避炮火，纷纷逃进租界，他们露宿街头、无家无食，据当年《立报》载：“难民不下130万人。”于是，慈联会成立“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赵朴初兼任救委会收容股主任。1938年初，又成立“难民教育委员会”，赵朴初任副主任委员兼总干事。难民教育委员会先后设立收容所50多处，收容难民50多万人。

难民工作也引起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重视，安排地下党来到收容所，指导难民工作。1938年初，周恩来要求上海地下党从人力、物力上支援新四军。一批地下党人，如焦明、朱启銮、周克等被派往赵朴初领导下的难民收容所工作，成为赵朴初的有力助手。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曹荻秋、刘述周、陈国栋、韩念龙、杨堤等人，都曾在难民收容所得到过掩护和救助。

淞沪会战失利后，国民党军队溃退西撤，上海成了“孤岛”，50万难民向何处去让赵朴初夙夜忧思。1937年10月，得知新四军成立的消息后，赵朴初心中不禁一动：何不假借“生产自救，移民垦荒”为由，将难民送到温州垦荒，然后再把青年送到皖南新四军去？他同地下党员焦明商议：“我想见见共产党的代表。”焦明（1914—2007），江苏武进人，原名曹白，化名刘平若。焦明1934年因创作苏联文艺理论家卢那卡尔斯基头像，遭到国民党当局逮捕。1935年出狱后，在上海新亚中学、江西职业中学、光华大学附中任教。1937年10月，受地下党派遣，进入赵朴初负责的难民收容所工作，深受赵朴初器重和信任，焦明是赵朴初联系共产党的一个秘密通道。

通过焦明，赵朴初和张爱萍取得了联系。赵朴初联系上张爱萍的时间也应当在1937年底或1938年初——据记载，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爱萍受毛泽东委派赴上海任中共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组织沪杭宁地区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春，张爱萍即改任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做统战工作。焦明带回了一张张爱萍写的字条，按照约定，赵朴初到福煦路一条弄堂里见到了潘汉年，得到了地下党组织的指示。

但那时要将人送达新四军处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是要经费，二是要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赵朴初找到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难民赈济委员会主任黄涵之说：“目前收容所有大批难民，一旦战事扩大，孤岛不复存在，难民将失栖身之所。现得知温州一带有许多荒山野地，且未遭日军践踏，经联系，那边同意接纳上海难民前去垦荒，交通经费需我们支付。”经过几番运作，第一批700多名难民青年于1938年8月16日登上英商“太古”轮。为了掩护，船上还安插了不少乞丐、流浪汉等在里面，以此躲过了日本人在吴淞口的盘查。

1998年10月，由张爱萍将军亲笔题写展标的《新四军老战士书画展》在北京开幕。91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当年在上海送别数百名青年参加新四军的诗作也被收录其中。来观展的不少新四军老战士看到这幅书法作品，心中久久不能平静，60年前，赵朴初在上海码头为他们送行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很多老战士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2002年5月21日，是赵朴初先生逝世两周年的忌日，在京的部分新四军老战士举行了纪念座谈会。会后，赵朴初“曾助新军旗鼓振”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才被更多的人知晓。

《黄浦江头送行》五言诗是赵朴初1938年8月16日的诗作，日课一诗以代日记，是他长年的习惯。这首诗记录了当年他和共产党人“同弯射日弓”的战斗经历：“挥手汽笛鸣，极目楼船远。谈笑忆群英，怡怡薪与胆。雄风舞大旗，万流归浩汗。同弯射日弓，待看乾坤转。”

据记载，从1938年至1941年，在难民收容所共发展党员390余人。三次向皖南新四军军部输送青年干部1200余名，其中党员80人。向上海郊区、苏南、苏北、苏中等地输送2000多人，其中党员骨干50多人，有力地领导了这些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上海工厂陆续复工以后，又从收容所中有计划地选出50名党员干部，进厂开展工人运动……

1939年，赵朴初得知新四军缺医少药，更缺乏无线电报务人员后，又积极运筹，以难童学技术、谋出路为由，创办了“难民无线电培训班”，先后招生200多人。学生愿意参加革命的，学成后分批送到江南抗日义勇军和新四军军中。据不完全统计，参军的有112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部队通信专业方面的骨干，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贡献。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王成根在《我最敬爱的赵朴初先生》一文中回忆：“他（赵朴初）曾经在日寇明令禁止战略物资流入根据地之际，帮助惠群布厂厂长陈诚中隐蔽和运送织布机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也曾把吴大琨送来的收发报机，通过可靠途径送交新四军。我还记得蒋经国在上海实行限价政策的时候，有一次，赵先生把我叫到净业社他的房间里，目睹陈邦织先生把一根根金条打包装入皮箱，交我拎着上轿车，陪同先生送到乌鲁木齐路愚谷村一户人家存放。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谁家，金条是干什么用的。后来才知道那是方行同志（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的家。赵先生告诉我，金条是老解放区送来买药品的，由于盖有老区的印，不能在蒋统区流通，只得通过可靠关系到中央银行去调换。这件事，最终仍由赵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银行金库完成任务。先生对我说：‘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一定要有点自我牺牲的精神’。先生就是以自己的言行为我们作出示范的。”

为此，中共中央给予赵朴初充分肯定和赞扬。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长陈毅、市委书记刘晓、总工会主席刘长胜等领导同志一见了赵朴初，都亲昵地叫他“老朋友”。周恩来总理也一再表扬赵朴初。赵朴初却说：“抗日救亡，收容难民，是我早年做过的一件事。这件事的做成，也是因缘聚合，地下党的‘群英’是重要的善因，没有善因，难得善缘，也结不出善果了。许多同志奉献了生命，我只做了佛教徒‘众善奉行’的分内之事，不算什么……”而做这些事，就是和赵朴初经常往来、亲密无间的吴企尧当时也不知道，赵的顶头上司黄涵之也不知晓。朴老晚年回忆：“日军进入租界，黄涵之被抓，吃了不少苦，后被李思浩救出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上海宴请各界人士，唯独不请黄涵之，大概是因为‘慈联会’左了。其实许多事情是我们做的，黄涵之他们并不知道也根本想不到……”

因为与新四军有此渊源，故而在1941年国民党悍然发动皖南事变之时，赵朴初义愤填膺，当即作《哀辛士》以抒悲愤之情。1997年重书此诗时，赵朴初解释说，“哀辛士”即哀新四，白色恐怖下，只能以此谐音免祸。“豈能北辙又南辕，无北无南八表昏。信有修能遭众嫉，竟教积毁铸沉冤。鸱枭在室悲弓折，魑魅甘人可理论。逼窄江南容后死，弥天泪雨望中原。”在诗中赵朴初无情地鞭挞了反动当局的“南辕北辙”，以致天下“八表昏”暗。在“鸱枭”“魑魅”横行之时，他用“弥天泪雨”哀我新四军，用“容后死”表达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皖南事变后，又有百余名新四军小战士寄养于赵朴初主持的教养院，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转送到苏北抗日根据地。

综上所述，赵朴初与梅达君两位民进先贤是谊挚情深、肝胆相照的朋友，但我们不能说“赵朴初与中国共产党的因缘是从同学梅达君开始的”。（来源：民进中央研究室  作者：黛云）

（作者简介：余翔，女，笔名黛云。安庆市政协常委，民进安庆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安徽省作协会员、中国诗词学会会员。出版有《黛云诗文集》和个人诗集《另外的声音》。）